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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想一想，这些动不动就五十亿、上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，每年的利润可能就三、五千万，有些甚至还一点钱都不赚，大股东、中股东们卖掉手里的股票，还需要理由么？ 前面两节提示巨大风险时都附上了一份江湖郎中的蒙古解药，这里也不例外。

有时这些手会持续没有道理地放水，有时会持续没有道理的抽水，而且往往和三峡水库似的，下面缺水时它把水扣住，下面遭灾时它也要泄洪。你认识到风险是先天存在的，愚蠢管制是与现行体制相伴相生的，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更能应对朝令夕改的宏观调控的，那么OK，你不妨在机会出现的时候带上安全套去博戏一番。

这种事在A股市场上已经屡见不鲜，成为老掉牙的桥段，人们给它命名为二八转换，但它真是经久不衰，下一次比上一次更夸张。这个意识永远都不能丢。基于这个观点，你甚至可以说，中国不存在市场。这个估值提升的幅度是多少？1000%到1500%。有时到998，有时到6124，有时又到1664。

活得长，关键在于界定和规避风险。稍有不慎，机遇就成为危机，成为崩坝，成为滑坡，成为套牢的悲剧……得，又强调风险了。因此，顶层设计需要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，同时也和他们分担改革的成本，这样就使改革容易推进。

这些低垂的果子，会慢慢地越来越少。这时候，你把资源配置到那些领域中，又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，也带来效率的提高。因此，这项改革可以一石三鸟，立竿见影，带来人口红利，我们的测算是，可以给中国GDP增速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提升，因此改革红利是巨大的。而全要素生产率从何而来？微观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，应用新的技术，或组合各种不同的技术。

它成功在哪儿？我们改革可能从各个局部都推进了。也许，靠着补贴、靠着优惠政策、宽松政策，可以维持企业的发展，而一旦回归市场，企业就会发现竞争力一点也没有提高，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成为一个僵尸企业

林毅夫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里，提出在经济下滑时，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。林毅夫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。林毅夫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。但是不是这样呢？ 拿印度来对比。

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。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、民众受霾的时间就越长。欧洲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%的增长，他们的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。这种情况下，投资会拉动消费，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。

第二个原因，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，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，污染更大。投资产业升级、基础设施不足、环境改善、城镇化等领域，不会导致过剩产能，反而是在补短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。

还是经济已经非常热了，政府再去做？如果在经济很正常、很热的时候，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，就是火上加油，经济过热。第一，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吗？第二，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吗？第三，政府不该在经济下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吗？ 日前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，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真正要落实起来，需要廓清几个思路性的问题，因为现在的有一些思路不利于增长。

2009年，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，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。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，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，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，经济发展就不好。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、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，这个说法不正确，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。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，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。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。经济下滑，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，政府来做是最好的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，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，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，不该降息，不该降准，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，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。

如果投资降低，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，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。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。

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，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。第一，你要问问，为什么2008年、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？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，政府就不会去投资，因为企业不愿意做，政府才做。

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，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，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，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。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，可能是火上加油。

现在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：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的，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，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。这是共同的问题，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。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产能过剩 投资 环境 货币政策 。

第三个原因，跟环境执法有关。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，排放密度也高，这时候相对于农业社会，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、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，环境问题要更严重。

这样一对比，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，雾霾就会减轻。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，是在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上面，这些都是建材，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。

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？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，一段时间可以，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，我们就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，那大家都不会接受。第三，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，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，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？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，企业来做基础设施，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，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。

林毅夫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、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，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会变得更长。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，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要严重。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。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，我们是7572美元，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。

实际上，放缓经济增长速度，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，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。但仔细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，林毅夫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。

实际上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。他直言，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存在三大误区。

但如果你去投资向中高端产业升级的部分，或者是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、环境改善的部分、城镇化的部分，这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，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？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。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，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。